日本全面學習和傳承中國茶文化的精髓,其中重要一環(huán)就是閱讀和研究中國茶書。在這期間，出現了大量的中國茶書的翻譯文本和相關的研究書籍。

今天與您分享的是余悅所撰寫的《茶趣異彩·中國茶的外傳與外國茶事》（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）中第五章的內容。

  

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束后,盛田嘉惠依據戰(zhàn)前的研究成果，在昭和二十三年(1958年)刊行一本《茶經》,之后又以百川學海本《茶經》為底本,以《說郛》本、《學津討源》本、《茶經詳說》、流布本為參考,翻譯了陸羽的《茶經》,還在解說中介紹了陸歡的生平。

四和三十二年(1967年)由淡交社刊行《茶道古典全集》第一卷,內容包括《茶經》、《茶錄》、《大觀茶論》、《敕修百丈清規(guī)》(抄錄了與茶相關的部分)等幾本著名茶書的現代語翻譯、注釋、原文及其異同、題解等。在神田喜一郎的監(jiān)修之下,福島俊擔任譯注《敕修百丈清規(guī)》,布目潮漢擔任譯注《茶經》、《茶錄》、《大觀茶論》。他們揭載原文,并舉出當時一切版本的異同,增加了一些過去在研究上所沒有的新鮮趣味,為今后的中國茶書研究打下基礎。對《茶經》的注釋完全根據大典禪師的成果,但同時在當時研究唐代文獻的水準上增添一些新的東西,很有一些研究的進展,對《茶錄》、《大觀茶論》探討,則很不充分。

昭和三十三年(1986年),安部卓爾發(fā)表《關于一些出現在茶經上的植物》的論文,就百種以上出現在《茶經》上的植物,加上日文的名字和學名，將他研究所得,公諸于世,成為在這一研究方面集大成的人。那波利貞在《茶道古典全集》第二卷(昭和三十三年,淡交社出版)登載一篇敦煌發(fā)現的《茶酒論》的現代語譯,不久又發(fā)表《敦煌發(fā)現古寫錄本、唐代鄉(xiāng)貢進士王敷撰茶酒論之研究》。(見《甲南大學文學會論集》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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